九游娱乐-澳洲人文队挑战考验，艰苦争胜

　　文/忆殇

　　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，活跃在当下的顶级学者很多出自于北大，如钱理群、温儒敏、吴福辉、陈平原等人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王瑶先生的学生。王瑶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，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，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学生。温儒敏写了一篇《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》，来怀念他们承教于王瑶先生的经历，老师的敦敦教诲、学生的求知若渴都令人无比神往。

　　1978年是恢复研究生招考的第一年，北京大学共招收了19名研究生，其中现代文学专业7人，包括钱理群、温儒敏、吴福辉、凌宇、赵园、陈山以及张枚珊（来自阿根廷的华侨女生）。导师王瑶、严家炎自不必说，这几个学生之后也都成为现代文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。其中，钱理群、温儒敏、吴福辉所著的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，三十多年来历久不衰，成为每一个中文系学生绕不开的经典之作。凌宇是湖南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导，赵园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，陈山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、博导，每个人的成就都对得起老师的教诲。这样的老师，这样的学生，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是很难见到的。

　　每个人的青春岁月，尤其是大学时代，所遇到的人、经历的事，所接受的价值观熏陶，很容易影响一生的走向。“人生的路可能很长，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，特别在年轻的时候。也许就那几步，改变或确定了你的生活轨道。”（温儒敏《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》，下文除特别标注外，皆引自本文）建国后，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，高校停招，温儒敏等人被迫多年从事与个人志向相悖的工作，他们是不幸的；然而，随着1978年研招恢复，他们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，并且牢牢地把握住了，他们也是幸运的。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，政治运动停止，思想空前解放，学界思潮汹涌，校园空前活跃，物欲膨胀对做学问的滋扰还很小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难得的一段潜心学问的好时光。

　　温儒敏是这几名研究生中最“年轻”的，时年32岁，年纪最大的钱理群、吴福辉已经39岁了。入学之前，温儒敏在广东韶关地委机关当了7年的秘书，钱理群更是在贵州安顺做了18年的普通老师。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里，他们远离自己醉心的学术，对自己的前途茫然无知。这不仅是他们的损失，也是学术界的损失。幸运的是，他们从8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了恢复研招之后的首批研究生。北大是很多人的梦想，他们不仅考进去了，还遇到了王瑶、严家炎这样的导师，前半生的苦痛也就微不足道了。

　　这几个老“青年”就像刚读大学的新学生一样，既新奇又兴奋：“新粉刷的宿舍油漆味很浓，十多平米，4人一间，挤得很，但心里是那样敞亮。带上红底白字的北京大学校徽（老师也是这种校徽），走到哪里，仿佛都有人在特别看你。”实际上，他们都是三十多岁的人，有各自的家庭，拖家带口，两地分居，虽有工资却少得可怜，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。然而机会得来不易，他们自然倍加珍惜。“每天一大早到食堂吃完馒头、咸菜和玉米粥，就到图书馆看书，下午、晚上没有课也是到图书馆，一天读书十二三个小时，是常有的。最难的是过外语关。我们大都是三十以上的中年了，学外语肯定要加倍付出。常看到晚上熄灯后还有人在走廊灯下背字典的。”赵园也曾回忆这三年读研生涯：“这帮人起点不同，经历各异，但好不容易‘重返校园’，都很玩儿命，相互之间也不免暗中较劲。都有了一把年纪，遇到一起，很投缘，这尤其不容易。”虽然生活艰苦，读书枯燥，但强烈的求知欲却让他们将这些抛之脑后。年纪即长，他们自然明白时不我待的道理，这个过程就像跟时间赛跑，已失去的追不回，眼前的自要紧紧抓住。学术是十分枯燥的，文学这个领域更是如此，大量的作品要读，相关的评论要看，基本的史料要掌握，没有一番苦功夫是不行的。“研究生阶段我们的读书量非常大，我采取浏览与精读结合，起码看过一千多种书。”三年时间，一千多种书，还要上课，从头学外语，写论文做研究，温儒敏等人给后人提供了“大师养成记”的范本。

　　学生肯努力，老师也足够优秀。王瑶先生师从朱自清，在中古文学史、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三个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，他所著的《中古文学史论》和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影响深远。严家炎先生也是现代文学领域的顶级学者，他所著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（与唐弢合著）、《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》同样影响深远。温儒敏详细描述了跟随两位导师求学的经历，以及当时北大颇富特色的教学方式，令人不禁心生神往。“先生（王瑶，笔者注）是有些魏晋风度的，把学问做活了，可以知人论世，连类许多社会现象，可贵的是那种犀利的批判眼光。先生的名言是‘不说白不说，说了也白说，白说也要说’，其意是知识分子总要有独特的功能。这种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，对我们做人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”王瑶先生对学生要求颇为严厉，同时又因材施教，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指导研究的论题。温儒敏等人常能在课堂之外聆听王瑶先生的教诲：“那时几乎每十天半个月总到镜春园聆教，先生常常都是一个话题开始，接连转向其他多个话题，引经据典，天马行空，越说越投入，也越兴奋。他拿着烟斗不停地抽，连喘带咳，说话就是停不下来。先生不迂阔，有历经磨难的练达，谈学论道潇洒通脱，诙谐幽默，透露人生的智慧，有时却也能感到一丝寂寞。”这让人想起徐志摩在《吸烟与文化》里说的一个段子：“牛津的秘密是它的导师制。导师的秘密，按利卡克教授说，是‘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’。”文学研究不是一门“一是一、二是二”的学问，正所谓“诗无达诂”，对同样的文本可以有不同的演绎与理解，它是一门活的学问。只知教授学生文学史实是不够的，更重要的是开拓思路，与严肃的课堂讲授相比，课外的随性交流更能激发学生的灵感。“那时还没有学分制，不像现在，研究生指定了许多必修课。这在管理上可能不规范，但更有自由度，适合个性化学习。”温儒敏等人正是在这样相对宽松自由的氛围下，完成了最初的学术积累。

　　“有一种说法，认为理想的大学学习是‘从游’，如同大鱼带小鱼，有那么一些有学问的教授带领一群群小鱼，在学海中自由地游来游去，长成本事。当年就有这种味道。”当时带领温儒敏等“小鱼”的“大鱼”不止前面两位导师，而是集体成果：“当时研究生指导是充分发挥了集体作用的，孙玉石、唐沅、黄修己、孙庆升、袁良骏，以及谢冕、张钟、李思孝，等等老师，都参与了具体的指导。校外的陈涌、樊骏、叶子铭、黄曼君、陆耀东等名家也请来给我们讲过课。这和现在的状况很不同。……孙玉石、袁良骏老师给1977级本科生上现代文学基础课，在老二教阶梯教室，200多人的大课，抢不到座位就坐在水泥台阶上，我们一节不落都跟着听。……语言学家朱德熙、岑麒祥、文字学家裘锡圭等，三天两头来研究生宿舍辅导，有时我们也向他们请教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。”一个导师的修养、气质、治学思路，很容易传达给他的学生，即使这位导师再优秀，也难以身兼百家之长，他对学生的影响越深，越容易限制学生的发挥。我们常说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，人类文明之所以不停地发展、进步，正是因为后代人不是对前代人的简单继承，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。北大历来有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传统，正是有如此多的优秀导师教给了学生们不同的知识和理念，才让温儒敏等北大学子站在了学术界的顶峰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开放的、自由的年代，各种新思想、新事物如雨后春笋般蔓延开来，温儒敏等人受益于这个年代，他们得以充分思考、吸收，进而贯穿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。“我们得到了可以充分思考、选择的机会，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来说，这种自由便是最肥沃的成长土壤。我们都受惠于那个年代。”如今的大学校园很难再出现这样的盛况，难有王瑶先生这样的导师，也难有温儒敏等人这样的学生。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抹不去的悲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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